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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逻先生”功能,助推社会理性发展

作者:文章来源: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点击数:10更新时间:2012-01-02

发挥“逻先生”功能,助推社会理性发展

——读《逻辑的社会功能》

刘叶涛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由王习胜、张建军教授合著的《逻辑的社会功能》一书(以下简称“《功能》”),作为“逻辑时空”丛书之一,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题名上就直接体现了“逻辑时空”丛书的编撰目的与基本宗旨,即如丛书主编刘培育先生所言:“向社会普及逻辑知识,发挥逻辑的社会功能,推动全社会健康有效的思维,培育人们的理性品格和科学精神,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因如此,本书被置于该丛书之首。“逻辑时空”丛书定位于大众读物和教学参考书,具有“高级科普”性质。《功能》亦遵循了这一风格要求。通读本书,可从史论两方面获得对逻辑学科的全面、生动的了解,该书与丛书其他著作共同描绘了关于逻辑知识与方法的一幅全景画面。与此同时,本书也凝聚了著者多年从事逻辑及相关学术研究的心得,是多年来在“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问题上反复思考与研讨的阶段性总结(相关论述收入本书“附录”),体现出了可贵的理论深度。与本丛书其他著作相比,《功能》一书意在探讨逻辑学科与社会文化诸层面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及其根据,由此决定,其研讨主题相对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除了要在逻辑知识梳理和讲解上通过正反实例来进行,还需要对逻辑的功能、价值等元层面重大问题进行更深一层次的哲学反思。本书在主体部分分别阐释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社会功能,同时在此前后又以首尾相应的方式分别阐明发挥逻辑之社会功能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基本途径。我们认为,书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具有鲜明的特色与独特价值,值得学界高度关注和深入研讨。

一、以“大逻辑”观念统摄全书,全方位、历史地展现逻辑的社会功能研究的现实价值。

“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本书作者在此前经多年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并以其作为逻辑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指导思想,在这些实践中展现出了独特的视角,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本书便是对这些结论的一次系统的阐发和拓广。按照我们对《功能》一书的解读,只有从作者所秉持的“大逻辑”观念出发,才能获得对这些结论的真正深刻的理解。作者在全书“导言”中首先阐明了一种独特的“大逻辑”观念,将逻辑基础理论、应用逻辑、逻辑应用逐次纳入一幅构架分明的“逻辑地图”之中,从而为展现与阐发逻辑学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做了铺垫。

按照本书观点,居于这幅地图内部、由中心向外,依次是逻辑基础理论和应用逻辑各分支。前者包括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三个成分,并以演绎逻辑为逻辑之“本”。应用逻辑以逻辑基础理论特别是演绎逻辑基础理论为基底,作为居于基础理论与逻辑应用之间的“中介式”学科群,旨在面向特定领域,系统研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形成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沿此思路可构建出多个应用逻辑分支,如科学逻辑、非形式逻辑、认知逻辑、法律逻辑等,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群”。逻辑应用是逻辑学科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价值和解题功能的具体体现,居于逻辑地图外围,其范围广泛,历史也如逻辑学科一样悠久,但逻辑应用的大规模展开是随着20世纪现代逻辑研究的长足发展而出现的。如今,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语言学中乔姆斯基生成转换语法、心理学中皮亚杰的认识发生学、信息科学中的冯·诺依曼型计算机、现代分析哲学中的摹状词理论和关于名称意义的因果历史理论等等。逻辑应用转化成应用逻辑,须以形成系统的应用方法论为条件,但仅从已经得到的应用看,逻辑学完全有资格作为殷海光先生所谓“天下之公器”,而《功能》一书则在逻辑学“何以作为天下公器”这一基础性学理问题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本书绘制出这样一幅“大逻辑”地形图,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源和依据。这一点在该书导言第二部分“逻辑史话:千锤百炼的理性工具”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这一“大逻辑视域下的简明逻辑史”,实际上是作者对其长期秉持的“大逻辑观”的一种分析性阐释。本书令人信服地论证,理解和把握这样一幅现代发展地形图背后的深意,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回归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前、后“分析篇”来进行:狭义的“前分析篇”指演绎逻辑,广义的“前分析篇”则指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三大逻辑基础理论;狭义的“后分析篇”指科学逻辑(包括演绎科学方法论和经验科学方法论),广义的“后分析篇”则指应用逻辑学科群。依照《功能》的思路,既然这些逻辑学的“本体”在两千多年前即已发端,因而当下的逻辑研究,当然包括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应自觉引入逻辑史的视角,不过这并不是向传统逻辑的简单回归,而是建立在对逻辑学的现代发展状况之把握基础之上的一种回归。

“逻辑学的发展水平,是一个社会理性化程度的标志。一个真正重视‘逻先生’,真正拥有‘学逻辑、用逻辑’之风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赛先生’和‘德先生’所昭示的理想”,这一观点的得出,正依据了上述“大逻辑”理念。作者深刻指明,如果说科学逻辑研究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非形式逻辑研究对于“民主”的发展便是更加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民主的充分发展,共同依赖于对“论证”的充分尊重:不经过充分科学逻辑论证的任何成果都不会被科学共同体认可与接受,任何不经过非形式论证和批判性反思的民主制度也都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制度。逻辑学正是为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提供区分标准的科学,这便决定了科学、民主与逻辑在学理上的深层次关联。而该书通过上述历史阐释表明,民主、科学与逻辑学科的发展也确是密不可分的:当代科学逻辑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全面探讨科学研究中的逻辑应用方法论之诉求的当代后裔,亚氏的《论辩篇》和《辨谬篇》则是现代非形式逻辑研究的西方始祖。

与逻辑学在西方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下不争的事实:作为逻辑三大发源地之一的古代中国,其逻辑思想发展也曾经辉煌一时,但逻辑学研究在我国文化发展中长时期中断,致使我国文化发展中“理性化”程度明显偏低。就此而言,“逻辑史话”关于学科历史考察的这样一种分析性阐释,除为我们提供了把握“大逻辑”观念的历史依据,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就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比较研究的视角,这样一个视角更凸显了在我国学术文化界深入开展逻辑的社会功能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以逻辑基础理论的社会功能阐释为纲,为深入开展逻辑的社会功能研究夯实理论基底。

《功能》关于大逻辑观念下的学科发展史的分析性阐释,为在逻辑科学与现代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层面之间建立全方位关联提供了依据,从而为更深入、系统地展开逻辑的社会功能研究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正如《功能》所显示,既然应用逻辑各分支均应溯源于逻辑基础理论,因而其社会功能相应也要溯源于逻辑基础理论的社会功能。作为一部“逻辑学学”论著,全书着墨于对逻辑基础理论,尤其是其现代形态的基本功能的阐发,从而为未来相关研究的开展确定了基本进路,即坚持从基础理论研究入手,以理论的成果指引应用的实践。

《功能》论证,逻辑初创期的直言三段论理论、模态三段论理论和传统命题逻辑,构成了西方传统演绎逻辑的核心内容,而演绎逻辑学的创生与发展揭示出,在拥有推理能力的人类理性思维中存在一个刚性的“形式理性法庭”,它决定着“讲道理”的一系列思想形式层面的刚性规则,而所谓的西方“形式理性”正是由这些理论所奠定的。可见,若以逻辑基础理论为纲,演绎逻辑则为其最中心的“内核”。

基于演绎逻辑核心概念——“有效性”的把握,《功能》一书既坚持以演绎逻辑为逻辑之“本”,又突出了树立现代逻辑意识的重要性。作为“形式理性法庭”,演绎逻辑为人们提供的是刚性的、普适性的规则,此法庭即依据这些规则宣判论证的有效和无效。这种作用是任何逻辑分支都无法取代的。而且,它在现代演绎逻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知道,传统演绎逻辑从研究方法上看还是一种“半自然半人工”的形态,主要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现代演绎逻辑则被“数学化”,使用纯人工的表意符号构建形式系统,从而最大程度地排除了推理中来自人的直觉的干扰,并可以把握传统演绎逻辑所长期没有把握的关系推理的逻辑机理,因而实际上比传统逻辑更逼近人类的实际思维。但现代演绎逻辑也曾一度因“数学化”倾向而被认为远离了日常生活,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教学与研究,其动因之一便是要根除现代演绎逻辑的这一所谓的“弊端”。但依照《功能》的理解,作为一种应用逻辑,非形式逻辑旨在面向日常论证,系统研究逻辑因素在该日常论证中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其中的“逻辑因素”首先就是指演绎逻辑。我们赞同本书阐明的如下观点:“在同等条件下,人们把握的演绎逻辑法则越多,其评估论证的有效性的能力越强,而决不会相反”。若考虑到人们在日常论辩和绝大部分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都是非形式论证,则恰可更深刻地表明演绎逻辑所具有的普适性社会功能。

强调以演绎逻辑为逻辑之“本”,绝不意味着否认其他逻辑形态的重要价值。《功能》基于归纳推理核心概念——“可靠性”的理解,以“合理置信的底蕴”把握归纳逻辑的性质和作用,将人的“信念”具体表现与归纳逻辑的基本作用进行了关联。该书论证,与“有效性”所赋予的刚性的思维法则相对照,“可靠性”所能提供的是柔性的思维方略。按照柏拉图的经典定义,知识是被证成为真的信念,由于证成为真这个条件不易满足,因而信念是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实际上,从科学知识到日常论辩,我们的思维(包括演绎思维)的出发点都是我们的信念,即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因此,归纳是更逼近人的日常思维实际的,这一点通过《功能》所提供的大量生动案例是不难见得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归纳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亦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三大基础理论中,辩证逻辑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探讨在《功能》一书中着墨颇多,而且,在“逻辑史话”中辩证逻辑也得到了相对更为详细的阐释。由于我国文化传承中所具有的厚重的辩证思维传统,加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引入所造成的我国特殊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范式,辩证逻辑从思维方式上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相对也更广泛。由此,《功能》对辩证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探讨无疑格外具有意义。但由于演绎逻辑传统的缺失,“形式理性法庭”在学术文化发展中始终没有真正形成,以致对于辩证逻辑的性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康德将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统称为“形式逻辑”)、辩证理性与形式理性等重大问题,长期存在较大争议,误识与错解也不时出现。《功能》一书立足现代演绎逻辑主流发展,在对辩证逻辑发展史进行细致勾勒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就上述问题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匡正,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当代辩证逻辑研究的可能进路及其重要价值。

与大逻辑观形成对照的是所谓“狭义逻辑观”,即仅把(现代)演绎逻辑视为逻辑。两种观念的争议在国内迄今仍然存在。而按照《功能》的观点,关键不在逻辑观之争,而在于分清不同的理论层面,并把握这些不同层面在人类理性思维中相辅相成的互动互补机理,以便更好地体现三大基础理论为“求真”、“讲理”服务的共同本性。这实际上为今后更深入系统地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指针。

三、立足逻辑学的人文性质,以社会理性化的实践需要为出发点,系统展示了社会转型期逻辑的应用价值。

《功能》开篇引用了有史以来受众最多的教材《逻辑学导论》(该书第11版已有中译本:张建军、潘天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中的论断:“无论在科学研究中,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管理方面,我们都需要运用逻辑以达至可靠的结论。学习逻辑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好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好,亦可帮助我们确认坏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坏。没有什么研究会有比之更广大的用途。”逻辑学科的重要价值跃然纸上。与之形成呼应,作为我国系统阐述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第一人的殷海光先生,从民众普遍关心的“富国强兵”出发提出过如下著名的连锁推理:“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发展工业;中国要发展工业必须研究科学;必须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中国在文化价值上要注重认知特征,最必须而又直截的途径之一就是规规矩矩地学习逻辑。”殷海光先生曾断定:逻辑乃“天下之公器”,并在晚期将补救缺乏逻辑传统的文化缺陷作为中华文化之振兴的必由之路。可见,关于逻辑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中西方学界有识之士均提出过极为近似的观点,这无疑可以在客观上说明开展逻辑的社会功能研究的必然性。而按照《功能》的论证,之所以有此必然,乃根植于“社会理性化”的现实需要。

社会得以理性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社会对于“理性”的尊重与推崇,是对理性之基本要素及其重要价值的公共认知与把握。如《功能》所指出:“反思、权衡、推理、论证既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又是理性的基本特征”,“人类的理性体现于对既往得失的审慎反思,对当下抉择的利弊权衡,对未来变化后果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对社会规则的论证和遵守,对不同意见者有理有据的论证的尊重并经过认真审思后的包容。”总之,无论如何界说“理性”,它必定以人的推理与论证能力为本质要素,以所谓逻辑理性或逻辑精神为基底。这种逻辑理性或逻辑精神被作者概括为“一求四讲”,即求真、讲理、讲规则、讲条件、讲系统,并以“讲理”即“尊重论证”为核心。这种逻辑理性或逻辑精神是由逻辑理论与应用的历史发展所锻造出来的,正如《逻辑学导论》“前言”所指出的:“我们已经拥有一些经受了长期检验的合理方法,能够用来判定究竟何者为宜、何者为真;也拥有了一系列业已得到确立的原理,可以指导我们从已知的东西引申出推论。”这里所说“合理方法”即指逻辑方法,而逻辑理性或逻辑精神便是在这种方法的长期训练中得以塑造成形的。

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如何由一套可操作的形而下的方法训练而得?我们如何才能从讲理的具体方法(论证方法)进到“想要去讲理”(尊重论证)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对于准确把握发挥逻辑的社会功能的进路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功能》给出的答案诉诸于对逻辑学独特的学科性质的把握,即逻辑学集基础性、工具性与人文性“三位一体”的学科性质。

相对于对逻辑学之人文性质的理解,逻辑的工具性质是众所周知的。以往普通人强调逻辑作为说话写文章的工具,近年学术界强调逻辑作为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之工具,专业领域强调逻辑在管理决策、公关谈判、刑事侦查等具体实践中的作用,如此等等。但其实早在1997年《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哲学动态》第7期,收于本书附录)一文中,张建军教授就已指出,逻辑的作用绝非仅仅局限在这种器用的层面上,还应从“社会理性化支柱”这样的形而上之“道”的层面认识其固有功用,而这种功用便体现在逻辑的人文性质上面。2002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真正重视“逻先生”》一文,精炼地阐述与分析了逻辑学的上述三重学科性质。而《功能》全书立足逻辑学的人文性质,从社会理性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系统研讨了逻辑学的应用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逻辑对于构建民主与科学得以实现所需的思维基础的固有价值。

自“五四”运动西方的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被引入中国,迄今已近百年,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缺什么补什么这种机械拼补式思维模式影响下,其结果却如殷海光先生在《五四的再认识》中的描述:“把科学看作唯物论或科学主义,推行西式民主的结果更是悲惨得很。”《功能》就其症结给出的分析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尚不具备支撑科学和民主健康运行的基本的理性思维基础,而这个基本的理性思维基础是要由“逻先生”提供的。依本书观点,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尊重论证”,而为合理论证提供“理性法庭”的正是“逻先生”的基本职能之所在;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正是逻辑传统的缺乏、逻辑因素在两千年文化传承中的缺位,导致这种理性思维基础的不在场。仔细研读可深切感受到,全书关于逻辑的社会功能的学理探究始终贯穿着“真正重视‘逻先生’”的强烈吁求。而吁求之所以如此强烈,乃因为我国社会正处转型发展期这一特点本身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已使得对于逻辑理性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在所谓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政策在调整,法律制度在变更,道德规范在变化,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在更替,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植根基础和整合作用在弱化,新的文化范型尚未得到系统重构与确立。生活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的人,如果不能得到逻辑理性的应有制约,便极容易摆荡在“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和“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样两个极端,而无能把握“中道”,从而出现如《功能》一书中大量例证和描述的“失范”、“无序”、无视乃至有意破坏规则的现象。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类得以作为高等种群生存与发展,离开各种规则的约束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昭示的:没有规则的制约,任何自由便只能是虚假的和令人生畏的。而逻辑作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理,正是为人类提供共识性规则体系的学科,我们对规则的尊重与推崇也正是通过这样一套规则的训练获得的。基于这些认识,可以断定,没有逻辑理性为土壤,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便不可能真正生根、开花、结果。而想要顺利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的转型目标,应如严复等一批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所认识到的,须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变革,形成真正尊重论证、推崇理性的良性文化生态。

《功能》全书体现了逻辑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如下段落给人深刻印象:“社会转型的时代,的确是失范、失序现象大量滋生的时代,但是,这也正是社会呼唤逻辑理性,弘扬和发展逻辑理性的关键时代。在被物质主义诱惑得疲于奔命的时候,在对社会失范、失序义愤填膺的时候,让我们停下追逐欲望的脚步,静下心来反思生存的意义,推理可能的后果,或许,我们的生活世界将是另外一种颜色——当逻辑研究在维护其阳春白雪的清高的同时也能兼顾下里巴人的日常生活,当社会成员能够普遍受到逻辑理性的熏陶而开始讲‘逻辑’,当逻辑精神能够深入国民之心而蔚然成风,当逻辑理性能够真正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那只在暮色渐浓的黄昏中开始飞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带给这个社会的将不仅是自由、开放、民主和科学,也将是有序、和谐和繁荣。”如本书指出,《功能》还只是所谓“逻辑社会学”研究的初步成果,该学科的系统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展开。我们相信,该书作为逻辑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定会促进国内学术文化界对“逻辑观”的重新审视与更新,从而促进逻辑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最终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理性健康地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刘叶涛(1977- ),男,河北沧州人,哲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刘东(1984- ),男,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