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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语义学研究》序言

作者:文章来源: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点击数:22更新时间:2011-06-30

《情境语义学研究》序言

张建军

贾国恒博士的学术专著《情境语义学研究》付梓出版,可喜可贺!

2002年末,我应邀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逻辑学大辞典》编委和“悖论”分部的编撰负责人。鉴于对情境语义学之创立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我向编委会提议将Jon Barwise列入辞典的“外国逻辑史”的“人物”条目。但辞典编委会没有接受这个提议,而只同意将之列入“悖论”分部的“人物”条目之中。在“符号学与语言逻辑”分部,辞典也只列入了一个简短的“情境语义学”词条,Barwise也未进入该分部的“人物”条目。这是当时我国学界对情境语义学之重要性尚缺乏认识的一个标志性象征。

我认识情境语义学,缘自与语义悖论特别是说谎者悖论这一千古迷题的长期“作战”。通过对历史上的智者提供的一系列解悖方案的比较研究,Barwise的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使我感到在长期的探究困境中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我在2002年出版的《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中不仅极力推崇这一方案,而且做了新的哲学辩护,从中仍可体会到在长期的探寻中“蓦然回首”发现“就是她!”的激动心情。我认为,情境语义学的出现,是完全可以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相媲美的重大成就。但我发现,由于作为一种涉及诸多领域的“革命性”理论,在其初创时期难免存在一些“激进”论述,情境语义学招致了诸多误视与错解,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澄清。因此,在2004年贾国恒考入南京大学逻辑学专业博士生后,鉴于他具有比较扎实的现代逻辑功底及其学术志趣,我为他选定了情境语义学研究作为主攻课题。经过三年时间的刻苦钻研,他对情境语义学的历史发展做了相当深入系统的把握,并于2007年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情境语义学及其解悖方案研究》,得到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该论文获得“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并于2010年获“第五届金岳霖学术奖”提名奖。

获得博士学位后,国恒在我推荐下进入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黄华新、盛晓明两位教授的指导与支持下继续从事情境语义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进展。博士后出站应聘到华东师大哲学系任教,在冯棉教授支持下继续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经过长期勤奋刻苦的修炼,国恒不仅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学业功底,而且具备了以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的态度,在学术前沿领域从事创新性研究的能力。近年来,他在新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Barwise原来的解悖方案提出了诸多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情境转换解悖方案”。在我对他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后,他既以“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坚持独立思考,同时又悉心听取我和其他学者的意见改进自己的方案。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他感到在新型解悖方案方面的研究尚需扩展与完善,故将书稿关于解悖的部分抽出,以更深入地专门著述之,这体现了其踏实求真的学风。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情境语义学研究》,是迄今国内学界对情境语义学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评述,围绕“情境”、“制约”、“信息”、“意义”等情境语义学的核心概念,清晰地阐述了情境语义学的来龙去脉、基本思想和理论建构;同时作者又以可贵的理论勇气,提出自己在史论两方面的创新性见解,特别是在情境语义学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比较研究、“制约”概念的阐释与扩充、“情境意义”的合理刻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价值、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新颖视角和观点;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注意与“专名理论”、“跨界识别”等逻辑哲学重要疑难问题相关联,显示了情境语义学及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的解题功能。这些新的见解都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对推进有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本书所介绍,情境语义学自创立以来,已在多方面、多领域显示出其重大的解题功能,在Barwise及其合作者的推动下,情境语义学及其基础理论情境论,在西方学界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其研究和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成为一个由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等学科合力攻关的综合性交叉性研究领域。在众多学者和多种学科的共同努力和促进下,情境语义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被用于解决越来越多的难题,形式性技术构造上也越来越精致,已经发展出很多机器可实现的形式理论,并对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情境语义学本身的哲学基础和系统建构上,仍有许多尚待澄清与重构的方面。Barwise本人不幸于2000年英年早逝,使得他进一步澄清、改进与推广情境语义学的诸多计划未能实现。在我20078月访问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系期间,恰逢情境语义学的“第二提琴手”John Perry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的交谈中,他表示情境语义学的确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澄清之处,但对情境语义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对他与Barwise合著的《情境与态度》(情境语义学创始之作)迄今没有一个译本深感遗憾与惊奇。当我介绍说贾国恒博士已完成关于情境语义学的博士论文,并着手翻译《情境与态度》时,Perry显得非常高兴,并应允写作中译本序言。实际上,国恒这本《情境语义学研究》的修订工作,正是与《情境与态度》的翻译同步进行的。由于《情境与态度》涉及领域广泛,且主要面向英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翻译过程实属不易,我们师生之间也经过了多轮切磋,这也部分解释了该书迄今未能出版译本的原因。经过艰苦的努力,国恒终于拿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译本,也将于近期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棱镜丛书”出版,读者可与本书配合研读。当然,本书对情境语义学的阐释无疑也属于一家之言,特别是在其哲学基础研究方面更是如此。但在这样扎实的工作基础上所获得的成果,显然值得学界予以高度重视与探讨。

令人欣慰的是,在本书之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版了王建芳博士系统评述与探讨Barwise型解悖方案的专著:《语义悖论与情境语义学——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研究》(2009年版),Barwise的学生Robert C.Koons的重要著作《重塑实在论》的中译本,已由顿新博士与我共同翻译完成,即将与《情境与态度》中译本同时推出,后者对情境语义学的哲学预设与结果做出了许多新的严格化澄清,在诸多方面与我的情境语义学观不谋而合。近年来,我国语言逻辑学及语言学界也有不少涉及情境语义学研究的系列成果问世。而2010年出版的《逻辑学大辞典(修订本)》也已接受我的建议,将Barwise列入了“外国逻辑史”的“人物”条目之中。凡此种种,都预示着情境语义学研究热潮在我国学界的兴起。相信本书的问世,将为此提供有力的推动。

是为序。

张建军

2011年6月30